“成都计算所完成了凤凰涅槃的艰苦历程，实现了由研究机构向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科技型企业的历史性转变，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2001年6月26日四川中科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给该公司的贺信中说。

　　四川中科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两年前是中科院成都计算机研究所。该研究所转制为公司的当年，实现总收入3235万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同比增长79％；签订的合同经费是上一年的3倍；全年实现利税236万元，人均年收入比上一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02年是该公司转制运行的第一个完整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8.4％，净利润同比增长32.6％。

　　回顾转制的“凤凰涅涅槃”，该公司领导说：只有顺应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规律，变“要我改”为“我要改”，变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坚持走群众路线，我们的改革与发展才可能稳步推进。

　　根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全国技术创新大会的精神，中国科学院党组经过研究，1999年底启动了相关应用型研究所的转制工作；2000年7月，中科院的13个应用型科研机构，除一家根据发展需要进入地方国有企业，另外12个均被纳入国务院部委所属科研机构第二批134个转制单位计划。

　　截至2001年12月，中科院首批12个应用型科研机构按照《公司法》，均完成了工商登记注册，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整体转制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高技术公司。

　　“从现在看来，12个所转制总的来看是比较平稳的。绝大多数单位的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另外，因为准备比较充分，改制以后，各单位在很短的时间里逐步在市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长期致力于国企改革问题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点评说：“总的看来，他们的转制是成功的，效果令人鼓舞。”

　　大势所趋的明智抉择

　　应用型研究机构转制为高技术公司，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我们的应用型研究所转制不仅顺应时代潮流，也符合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但我们希望这些转制的单位‘一步到位’，而不是简单地‘翻牌’，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

　　分管转制工作的中科院副院长杨柏龄有感而发：“究竟谁是企业真正的‘主人翁’？说起来大家都是，其实都不是。既然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就要承认职工个人应有的利益，努力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能闭着眼睛说瞎话。”

　　“传统国有企业的弊端比比皆是，原来我们有80多户职工住在四道口，人们开玩笑说，只要是单位里‘公家’有的东西，在那里都能够找得到。”原北京科学仪器研制中心主任金鹤鸣颇有同感：“我当时曾发过脾气，‘谁把公家的东西怎么拿走的，怎么给我拿回来！否则我就去报警！’但毕竟在旧体制下这样公私不分的情况难以根本杜绝！”

　　虽然大家都懂得要克服“大锅饭”带来的弊端这个道理，但“克服”到自己头上，感情上就一时很难接受。金鹤鸣说：我在60岁以前从来没有当过“出头鸟”，临到快60岁了还要当回“出头鸟”。当时自己的顾虑是很多，但鉴于转制可能对公司发展带来的诱惑或者是对未来的憧憬，在上级领导的鼓励下，我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我当时的原则是“态度要积极，操作要谨慎。”

　　为了切实稳妥地做好转制工作，中科院党组抓住产权制度改革这一关键环节，积极探索、寻求对主要经营者和科技人员的激励措施，实行从近年国有资产增值部分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奖励股等适合中科院情况的政策，提出了关于落实离退休人员养老保险、资产重组处置、资产改变性质、产权设立等与公司有关的政策措施。比如各转制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合理的股权结构和分阶段实施完善的方案；通过鼓励职工出资入股的方式，使员工切身利益与公司的发展有机结合，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机制。

　　对转制单位的原有存量资源，按有关规定继续予以支持，中科院在财力可以承受和统一规划范围内，给予必要的一次性增量投入。严格按照国家政策，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实事求是地积极推进转制后的企业员工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按照国家对转制单位的政策，采取多种方式，保持转制前已离退休的职工生活待遇不变。

　　必然的阵痛

　　转制，首先是给职工思想观念带来强烈的冲击。转制过程中的脱胎换骨，按杨柏龄副院长所说，如所有的革命性的改变，必然要伴随着难忍的阵痛。应用型研究所的转制是一种制度的创新，而这种体制的创新，甚至可以说在国内外都史无前例。

　　中科院转制的12个单位，总共涉及干部职工共6400多名，其中4000多名进入转制后企业，妥善安置离退休人员2300名。

　　原北京科学仪器研制中心是中科院12家应用型科研机构中最早转制的一家，2000年12月28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成为北京中科科仪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鹤鸣说：“当时我们的压力非常之大，许多老职工质问我：‘中心是我们一手参与建立起来的，谁让你说改就改、说转就转了？’”

　　新成立的中科科仪公司中科院占股89.31％，公司职工占股10.69％。对自然人如何参股，金鹤鸣称自己当时也“根本不知道温度”，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确定了“领导必须入股，骨干希望入股，群众自愿入股”的原则。为何强调“领导必须入股”？金鹤鸣说：群众的眼睛总是在盯着领导，如果我们当领导的自己都不入股，群众必然对转制的企业没有信心，我们带头入股对他们就是一种安抚。“我还必须向员工解释，这种入股方式得到的股权既不能上市流通，也不像银行里的存款随时都可以取走，而且员工即便入了股也不意味着不下岗等等。为此我们不知道开了多少次全体员工大会，我就像答记者问似的，要在会上逐一回答员工们提出的问题。这也难怪，毕竟转制走出的每一步，都涉及每一位员工的切身利益。”

　　“由‘国有’的事业单位转制成员工也参与持股的公司，‘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就是要形成‘跳楼机制’，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与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原中科院沈阳计算机研究所所长、现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浒说：“我们对员工再三讲明持股的风险，入了股就不能随意退出，既不动员他们入，也不鼓励他们入，主要是在大会小会上反复讲转制的意义以及今后公司的发展规划。”

　　“当时说我们要转制，我本人的情绪不能说是‘敌对’，但却相当的‘对立’。”原中科院沈阳科学仪器研制中心主任、现为沈阳中科仪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雷震霖说。“我悟出企业‘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后，心情就平静了，全力来推进公司的转制。转制给了我们一个再造辉煌的机会，也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走向市场的通道。”

　　沈阳科学仪器研制中心是否要转制，通过了职工代表大会的表决。雷震霖说：由于事先作了很多细致的思想工作，所以有位职工代表明明知道转制后他本人就会下岗，但还是投出了赞成并拥护转制的一票。“我们根据用工岗位的需求情况，当初就定下来要有40多人下岗，还有10来个长期无故不来上班的，我也咬咬牙将他们除名了。好在这事我们党委书记一直在给我撑腰。”

　　有家研究所转制后，退休的职工一看当地劳动部门给他们发放的退休证书，已经没有过去退休人员那样的“国家干部”字样，而且退休证书的纸质相当粗糙，还要他们十个手指头都在上面按手印，不由得就来火了，“我们为国家的科研干了几十年，现在这样对待？”（未完待续） （科技日报）